有人说，襄阳的历史是诗歌的历史，襄阳是唐诗的故乡。据不完全统计，从春秋到明清，吟咏襄阳的诗词多达数千首。《全唐诗》收录的近五万首诗歌中有三百多首歌咏襄阳的诗篇，仅《唐诗三百首》中与襄阳相关的诗歌就有27首之多。
重要的地位、发达的经济、便利的交通，带来了唐代襄阳文化的繁荣。《全唐诗》里收录的属今湖北的诗多是襄阳人，当时全国著名的襄阳籍诗人有张柬之、柳浑、朱朴、孟、皮日休、张继、张子容、杜审言、杜位、杜易简、席豫等。
唐朝其他著名诗人，如李白、张说、张九龄、元稹、李逢吉、李德裕、徐商、白居易、王维、韩愈、柳元、杜牧、常建、王昌龄等都曾游历过襄阳，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章。
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三大诗坛巨星在内，横跨有唐一代的这些诗人，都不约而同地把诗的目光投射到襄阳，使唐诗在襄阳形成了一片璀璨星空。
施蛰存先生在《唐诗百话》中说：“一首七言绝句，数百年来，为国内外人士如此爱好和重视，它又使一个荒村小寺成为千秋名胜，这是《枫桥夜泊》独有的光荣。”
寒山寺本非声名显赫，却因《枫桥夜泊》名闻江南。清人程德全《寒山寺碑记》说：“苏之有寺，是见于张懿孙（张继字懿孙）《枫桥夜泊》一诗。”寺因诗名，成为中国诗歌史上为人乐道的佳话。
张继的《枫桥夜泊》以其特殊的美感价值远播海外，在日本家喻户晓，甚至被编入日本教科书，影响一度超越同是唐代诗人的李白和杜甫。
清代文学家俞樾在《寒山寺记》一文中说：“吴中，不下千百区，而寒山寺以懿孙一诗，其名独脍炙于中国，抑且传诵于东瀛。”“凡日本文墨之士咸造庐来见，见则往往言及寒山寺，且言其国三尺之童，无不能诵是诗。”
另一位襄阳大诗人孟的诗歌在国内影响深远，还到邻近的高丽。朝鲜思想界“大儒”栗谷曾编选了一部中国汉诗选集《精言妙选》，收录了140位诗人的520首诗歌，其中收录孟诗20首，为盛唐诗人中入选最多的。
14世纪中叶以后，《孟诗集》在高丽得到广泛流传。《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四十四《襄阳·宫室》“东轩”条下录有姜浑《咏东轩》诗：“襄阳来忆故人贤，残雪睛峰映画轩。孟浩空吟驴背句，山公犹欠习池筵。”诗中“孟浩”即孟。
高丽著名诗人李齐贤在自己的作品里多次言及孟，有“令人却忆孟襄阳，驴背吟诗忍饥冻”的佳句。
李齐贤门生郑枢的《廉副令用孟襄阳集中韵见示，即次韵》一诗，反映了当时《孟诗集》的流传状况。
还有李崇的《道上遇雪》诗：“雪华如席乱飘扬，驴背吟高兴更长。我本陶斋好诗者，旁人错比孟襄阳。”足见当时孟及其诗已经脍炙人口。
韩国著名文人兼诗歌家许筠高度评价孟诗，他写了一首《读徐迪功集》：“中原何李帜词场，江左徐郎亦雁行。应似开天推李杜，清高还有孟襄阳。”
在国际交往中，文化交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唐诗是中华文化的精华，自古即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韩国、日本文化中，唐诗不仅是可用来吟咏欣赏的异国文学作品，更是诗歌创作的楷模，集中体现了唐诗及中国诗文化对韩国、日本文学和文化的深刻影响。
美国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在《日本人》一书中指出：“日本人非常清楚，他们的文字、词汇、艺术和许多传统的价值观念都来源于中国。中国是他们的希腊、罗马。”
值得一提的是，每年除夕，千年古刹寒山寺的钟声在古城苏州的上空鸣响，会吸引大批日本友人前来聆听和祈福，这很大程度上与唐代襄阳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在日本广泛流传有关。
然而，襄阳作为张继的故乡，对张继的研究还远远不够，甚至在襄阳找不到任何与张继相关的古迹，更没有借张继这位中日“文化大使”发展对日文化交流，这不能不说是襄阳对外交流的遗憾。
孟被称为“孟襄阳”，他的名字早已与襄阳融为一体。晚唐诗人卢延让有诗句赞孟：“高据襄阳播盛名，问人是诗星。”现代学者闻一多先生也在《唐诗编》中说：“张祜曾有过‘襄阳属’之句。我们却要说，也属于襄阳。也许正惟是属于襄阳的，所以襄阳也属于他。大半辈子岁月在这里度过，大多数诗章是在这地方、因这地方、为这地方而写的。
可以说，孟是襄阳的形象代言人，他不遗余力地把襄阳推介到世界，理应成为襄阳的一张重要名片和文化符号。遗憾的是，今天我们对孟旅游品牌的宣传、挖掘、开发力度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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