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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经济发展不仅指量的增加，更注重的是结构改善和质量提高，是质和量的统一。本文以苏州经济发展统计资料为基础，尝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通过现状分析以及纵向、横向比较，目前苏州经济发展方式的特征、驱动因素和制约因素，为探索苏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径提供些许借鉴和参考。
以来，苏州的发展显著加快，经济实力显著提升。“九五”期间抓住上海浦东开发的重要契机，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6%，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4.1%，电子行业逐渐进入主导地位，工业化道从初级向中级迈进。“十五”期间，外资和民营共同发展的模式逐渐确立，地区生产总值实现翻番，年均增速15.5%，跻身全国前五，财政收入翻了两番，年均增长35.3%。以电子工业为代表的重工业主导地位确立，工业化进程向中高级迈进。进入“十一五”以来，科学发展、协调发展成为苏州追求的新目标，全市上下都进行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探索和实践。回顾苏州的发展历程，正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加快转变，但发展方式比较粗放，依靠大量的投入、大量资源和能源消耗，污染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存在。为此，我们从不同角度、运用了不同的方法，深入研究分析苏州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方式，得出了四方面主要结论。
按照罗伯特?索洛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框架，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的增长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三大源泉。在经济增长核算理论中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残差”，所以也被称为“索洛余值”，它是近年来较为普遍的考察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主要指标，一般认为全要素生产率越高表明经济增长因素中技术进步所占比重越大。我们通过索洛模型计算出1981年～2006年苏州经济增长各因素的贡献（见附表）。对苏州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分析，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苏州二十多年来的发展方式。
从各要素对苏州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最大，为79.80%，其次是资本，为12.05%，劳动力投入的贡献最小，只有8.15%。这说明广义的技术进步的作用常巨大的，苏州全要素生产率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对苏州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资本存量的增长也是推动苏州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苏州经济发展属于广义的技术进步和资本双驱动型，显示了苏州经济发展方式正在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
值得注意的是不能把全要素生产率理解为狭义的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导致的经济增长是指不能由要素投入增长来解释的产出增长部分，这个部分应该包括技术进步、制度创新、资源配置优化、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法律、甚至其他非经济因素等的综合效应。因此，从经济因素来看，苏州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对领先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首先，从国内看，以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得以强化，要素配置效率提高优化，极大促进了经济发展；其次，从国际看，跨国公司的纷纷入驻带来了大量国际领先技术，先进技术的溢出效应推动全要素生产率保持较高水平；再次，从本地来看，近年来所有制变革所带来的产权、产业结构、机制优化、职能转变等，也对苏州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从资本看，苏州外资和民营齐头并进、以市场为导向的投资体制带来了苏州经济的生机和活力。投资结构也逐渐转向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从国民经济核算角度来看，地区生产总值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生产活动的最终，也就是一个地区范围内当期创造财富的总和。用支出法计算地区生产总值，由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流出三部分组成，这三项构成在宏观经济分析中具有重要作用。1995～2006年，苏州资本形成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六成，而最终消费占三成多，2006年比例为58.78:30.19，积累率大大高于消费率。说明现阶段苏州的国民财富大多用于投资，以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和后劲，这也符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九五”和“十五”期间经济发展方式均为投资驱动型，依靠大量投资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十五”期间平均消费率为30.23%，比“九五”下降了3.71个百分点，而平均投资率为55.85%，比“九五”上升了1.02个百分点。可见，“十五”期间投资驱动作用更为强劲。
由于跨国资本大量在苏州投资于出口加工型企业，出口需求成为拉动苏州经济又一重要力量。“九五”与“十五”期间，苏州的进出口贸易额年均递增34.3%和47.6%，大大高于同期P的平均增速。2006年全市进出口贸易总额1742.64亿美元，是“九五”期间五年进出口额合计数的3倍多。但从支出法构成来看，货物与服务净流出从2000年最高的18.46%，下降至2006年的11.03%，说明随着苏州经济实力增强，出口需求的拉动作用在减弱。
投资驱动型的增长方式一方面可以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资源、的压力。经济总量迅速增长，尤其是产业结构的重型化发展，带来了资源消耗和污染物快速增长。土地资源日益稀缺，人地矛盾日益尖锐。污染治理矛盾也日益，减排任务十分严峻。
实现科技进步有两条途径：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苏州在引进大量跨国公司资本的同时，也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实现了产业升级、经济腾飞，被美国新闻周刊评为世界九大新兴科技城市之一，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转变。引进先进技术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捷径，但难以对苏州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产生根本性影响，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才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中心环节。“十五”期间，全市累计专利申请量突破21000件，其中发明专利2342件，分别是“九五”的2.6倍和3.7倍；专利授权量达12764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538件，分别是“九五”的2.1倍和3.3倍。“十五”期间列入“星火计划”项目68项，“火炬计划”项目276项，获市级、省级、国家级科技进步的分别为681项、94项、5项，“十五”期末高新技术企业已达706家。从“九五”初到“十五”末，苏州专业技术人员的数量增长了3倍多，总量突破48万人，其中中高级职称人员10.57万人；学历层次也大幅度提高，十五期末专业技术人员中研究生、大学本科和大学专科学历的比重分别为1.4%、28.1%、35.3%。2006年苏州R&D占P的比重已达1.6%，接近荷兰（1.77%，2004年，下同），超越了俄罗斯（1.17%）和西班牙（1.07%）的水平。可见，苏州无论在引进先进技术，还是在自主创新上，都已取得明显成效，为全市经济发展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奠定了基础性条件。
作为国内的发达城市之一，以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进行比较，苏州与国内外先进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找出与国内外先进水平的差距，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可以为苏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借鉴。
2006年苏州按户籍人口计算的人均P为78802元，折合9885美元，这个水平大约相当于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相当于新加坡、地区的三分之一，相当于韩国、地区的二分之一。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数据看，目前苏州的人均P相当于70年代美国、1984年日本、1988年、1989年新加坡、1992年的和1995年韩国的水平。
调整产业结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关键环节，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历程看，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产业结构优化表现为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一产业，但是苏州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不仅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而且还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第三产业增加值占P比重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工业仍然是推动苏州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6年苏州第二产业占比达到65.4%，比2003年世界平均水平高出37.1个百分点。在第二产业内部，重金属冶炼加工、化工和电力占相当大的份额。
在全国经济总量前十大城市中，苏州服务业占比是最低的，广州、深圳、杭州服务业增加值占P比重分别比苏州高25.0、14.0和12.2个百分点，广州服务业比重已超过50%，呈现后工业化特征。深圳近年来着力发展金融、现代物流、专业服务产业（会计、法律等）、网络信息产业、服务外包等八大高端服务业取得显著成效。
苏州消费需求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有待激发，最终消费支出占P的比重从1995年的34.2%，下降至2004年的28.2%，2006年虽略有提高，但也只有30.2%，远远低于世界77%左右的平均水平。与消费驱动能力弱相反的是，苏州投资率居高不下，资本形成总额占P比重逐年提升。世界平均水平为20%左右，而苏州2006年为58.7%，这说明苏州目前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方式特征非常明显。
从国内城市比较来看，苏州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排名仅次于上海、、重庆位居第4。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却排第11位，不到上海、的1/3，广州的1/2和深圳的2/3，也低于经济总量不如苏州的重庆、天津、武汉、南京、成都和杭州等城市。
苏州是资源比较匮乏的地区，按户籍人口计算，苏州的人口密度为726人/平方公里，是世界平均人口密度的15.5倍，人均耕地面积也远低于国际上的人均0.79亩警戒线。苏州的能源自给率几乎是零，苏州的自然生态和水平与世界大多数国际和地区相比，差距也是比较明显的。
人口资源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是全国各大中城市发展面临的共性难题，经济发达的城市和地区矛盾更明显。2006年末，户籍人口与登记暂住人口的比例广州为1.9：1、深圳0.3：1、厦门1.8：1、苏州1.2：1，苏州外来人口比例仅低于深圳。外来人口在丰富劳动力供给的同时，也给城市的承载能力带来严峻的。苏州污染排放状况也不容乐观。
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研究发现：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和飞速发展，主要依靠劳动力和资金投入的增加，即“劳动者的汗水加资金的大量投入而非灵感”，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因素。与发达国家相比，苏州全要素生产率仅相当于其90年代水平，科技进步贡献率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20世纪50年代，美国传统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80%，科技要素仅为20%；而到90年代，科技贡献度已达到70%左右。日本20世纪50年代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为31.2%，到90年代初上升为80.5%。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已实现经济发展的高度集约化，而苏州目前才基本达到上述国家90年代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苏州全要素生产率中，科技进步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并且很多先进技术是由跨国公司直接引进的，并非是本地研发，更不是自主创新。2006年苏州研发经费占P的比重仅为1.6%，大大低于(3.74%，2004年，下同)、(3.51%)、日本(3.15%)、美国(2.59%)、(2.49%)、法国(2.16%)。
深圳曾经在中走在全国前列，如今又探索出一条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自主创新的成功道。深圳90%以上的研发经费来自企业，科技创新已成为企业培育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环节。2006年，深圳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比重高达54%，比苏州高出22个百分点；深圳研发经费占P比重3.28%，是苏州的2.1倍。广州、深圳专利研发活动十分活跃，2006年专利授权量分别为6399件、11494件，其中发明专利705件、1361件，而苏州专利授权和发明专利仅分别为4855件、180件。
通过分析、比较可以看到，苏州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做出了巨大努力，但经济发展与优化生态、节约利用资源、改善民生等方面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统筹协调。单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不能保现科学发展，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粗放型经济增长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把注重经济总量扩张转变到更加注重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和质量上来；把“物质化”的发展转变到“人本化”的发展。
二十多年的和经济发展已经使苏州跻身全国大中城市前列，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以更高的目标和定位来引领发展方向成为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城市综合实力的关键。瞄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是未来苏州发展的目标。
1.巩固小康，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经过全市上下的努力，苏州已于2005年基本完成了省定“全面建设小康”目标，具备了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和条件。但从苏州全面小康的实现程度看，仍存在着“惠及面”不够宽、“达标率”不平衡、“全面性”有差异等矛盾和问题。因此，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既是苏州在全面小康基础上的新发展，也是对全面小康建设的补短、补软、补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认真总结小康社会建设经验的同时，开阔思、开阔眼界，有针对性地完善现代化发展思和目标，实现小康社会建设的全面，争取在2010年达到省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要求。
2.着力实施“四大行动计划”。未来一段时期，既是苏州工业化升级、城市化加速、经济国际化提升的关键期，又是资源约束加剧、社会管理任务加重的转型期。苏州针对这些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点，制定并大力实施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四大行动计划”，不仅有利于苏州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而且将与以前出台的服务业跨越计划、民营经济腾飞计划、培育规模企业220计划、高新技术产业倍增计划等形成有机互补，有利于苏州在更高平台上平稳持续快速地实现更大突破。
3.换一种方式加快发展。按照现有速度，苏州人均P每五年实现翻番，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不仅仅要在经济实力上瞄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更重要的是要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下决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提升生产要素质量，如科技进步、体制机制创新、劳动者素质提高，以及提高生产效率而实现经济的增长，实现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从粗放型发展方式转变到集约型发展方式。
产业结构是苏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环节，也是苏州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中之重。
1.大力发展服务业，为发展方式转变拓展产业空间。服务业能源、原材料消耗低，占用土地少，污染少，有利于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目前是苏州产业结构的弱项。在服务业发展中尤其要重视政策引导、服务业投入、老城区和部分零星工业用地腾退这些关键环节。抓住对内对外进一步扩大和服务业国际转移逐渐加快的机遇，依托苏州制造业优势，大力发展现代物流、研发、金融保险、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运用现代经营方式和信息技术，提升交通运输、商贸流通、餐饮、娱乐等传统服务业，大力发展房地产、信息等现代服务业和需求潜力大的产业，抓紧培育中介服务、社区服务、文化体育等新兴产业，提高服务业的水平和层次。
2.大力推进循环经济，促进产业升级换代。苏州是国内制造业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又是能源和资源对外依赖性很强的城市，发展“循环经济”是苏州发展的长期任务。苏州作为国内最早启动“循环经济”试点的地级市，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深化循环经济试点的内涵，积极推行清洁生产，用循环经济促进企业内部原料、能源、水资源等的循环利用，建设循环经济型企业。加快实施ISO14000管理体系认证，提高规模化企业通过ISO14000认证的比例。
3.加强监督管理，加大生态力度。太湖蓝藻危机，虽然没有影响到苏州饮用水，但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加强监督管理，严格执法，是促进经济结构优化、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群众健康和权益、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一是要严把建设项目准入关，防止新污染源的产生。二是要大力查处违法行为。严格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淘汰污染严重的企业、生产工艺和设备。三是加快工程建设。以太湖、阳澄湖等生态的建设为重点，全面加强全市水，以加快“绿色苏州”建设为抓手，建成全市绿色生态系统，创建“生态城市”和“绿色城市”，让苏州的天更蓝、地更绿、水更甜、空气更清新。
加快城市化进度，大力发展城市经济，整合城市经济、社会、生态等资源，在不断拓展城市功能的过程中实现城市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1.提高中心城市首位度，提升辐射能力。苏州的发展始终离不开上海的辐射与带动，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城市群是世界第六大城市群，这也为苏州中心城市的迅猛发展带来了机遇，苏州中心城市完全可以在接受辐射带动中构筑配套互动、错层发展的经济格局，从而增强中心城市的“二次辐射”能力，成为长三角城市群的副中心城市。
2.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拓展城市功能。城市功能依附于各种基础设施，苏州的高速公密度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各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兴未艾。苏通大桥、杭州湾大桥、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等工程建设，将进一步优化苏州对外交通格局，苏州要加快推进城市轨道交通、高速铁、城际轨道交通建设，使苏州发挥好长三角中心地段重要的陆交通枢纽功能。大力开发苏州港太仓港区，创造苏州的“江海时代”。加快金鸡湖CBD等商贸载体建设，拓展金融、贸易、研发、商务、文化等高端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加快独墅湖高等教育园区和国际教育园的开发建设，加快文化、体育等公共事业，使苏州的城市功能更为完善，更富吸引力。
3.大力发展现代城市产业，提升城市竞争力。苏州城市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要依托制造业优势，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形成二三产业互动并进格局，从而确立中心城市先进制造业的高端优势。要依托区位优势，发挥苏州港和长三角陆交通优势，大力发展现代物流和面对国内市场的商贸业，依托苏州信息和比较优势，面对国外市场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业务。要整合苏州现有资源，把旅游、文化等各类要素整合包装，以现代经营方式和服务提升消费、旅游等传统服务业，从而形成各种板块优势和集聚优势。
思想、体制、机制等的不断创新是苏州近年来取得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巨大成就的法宝，今后，苏州探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道和方法仍然离不开创新，创新是苏州城市发展的活力源泉。
1.创新体制机制，建立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按照“小、大服务”的要求，建立决策、执行、监督职责分明的公共管理模式。在国有资本已经基本从竞争行业中退出的基础上，继续加快社会事业单位进程。深化投资体制，加强建设项目规划和管理，对非经营性投资项目推行“代建制”，对经营性国有资产投资项目推行项目法人招标制。建立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管理与调控必须严格依据法律授权来进行，干预不仅不能而且必须服从市场规律，努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2.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苏州制造向苏州创造的转变。以建设创新型城市为目标，加强主导作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区域技术创新体系。持续增加财政科技投入，引导社会资金特别是企业投入成为科技进步的投资主体；根据苏州产业基础和科技特色，集中优势资源加强集成创新，发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精密机械、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先导作用，加快建设软件、集成电和新型汽车及零部件等高新技术产业，积极培育有机光电、纳米应用技术等新兴技术产业，大力和创新文化，加大科技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构筑国际化人才高地，努力把苏州建设成为全国自主创新的示范区域。
3.促进型经济转型升级，提升经济国际化水平。促进型经济转型升级，全方位提高经济国际化水平。保持型经济的既有优势，改招商引资为择商选资，大力引进高新技术产业，大力鼓励民营企业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大力鼓励规模企业“走出去”，使之成为型经济的新坐标。走出一条富有特色的开发区建设新，使之成为国际化、集约化发展的典范，对于工业园区和高新区等城市建设的重要区域，加快转型使之成为服务业领航，领先，城市功能完善的现代化新城区。加大文化、教育、旅游等社会各项事业的国际化发展进程。
继承发扬苏南模式的“三为主（集体经济为主、乡镇企业为主、市场为主）、一共同（共同富裕）”特色，实施富民优先战略，健全保障体系、发展民营经济、实现城乡统筹，构建苏州特色的富裕共同体。
1.深入实施富民优先战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实施就业促进政策，开发公益性岗位，加强职业技能培训，重点帮助困难群体实现就业，扩大就业援助范围，统筹城乡就业。加强对企业工资分配的调控和指导，完善企业职工工资增长指导线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调节收入分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失业、工伤、生育等基本保险制度，推行企业年金制度。实行租、售并举，改善中低收入家庭居住条件。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发展社会福利事业，鼓励慈善捐赠、群众互助等社会帮扶活动。认真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价格问题，保持物价基本稳定。
2.实施民营经济新一轮腾飞计划，提高民富水平。支持自主创业，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提高民富水平。放胆、放手、放开发展民营经济，鼓励民间资本投向公共事业领域，完善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制、核准制。支持企业进行股份制，开展资本运作，争取更多企业上市。加大对成长型中小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培育具有竞争优势的规模型民营企业。支持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引导民营企业进入开发区、产业园和各类创新创业，实现集约发展。完善信用体系，增强功能。推动银行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合作，拓宽融资渠道。开展面向民营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教育培训，努力造就一支职业化的企业家队伍。
3.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要创新用地制度，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创新规划，按照“城市社区型”、“乡村别墅型”、“旧村型”、“生态自然型”、“古村型”等类型进行分类指导，不搞一刀切。必须把建设新农村的核心放在富民强村，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大力发展多种类型的股份合作经济，积极推行以资产资本为纽带，以联合创业为特征，以股份合作经济为主要形式的“三大合作”，促进农合创业、共同富裕。在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逐渐与城市接轨，逐步缩小城乡差别。（来源：江苏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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