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南朝时期江南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全国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苏州的经济地位日益上升，发展成为江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城市。
随着南朝时期江南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全国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苏州的经济地位日益上升，发展成为江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城市。
苏州经济的发展与江南运河的修拓有密切关系。江南运河奠基于春秋晚期，至隋代正式修成。运河通航后，改善了江南地区的水陆交通，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加强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从此以后，江南地区的粮食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天下利于转输”。同时，它也刺激了处于运河侧畔的苏州的经济发展。唐初，集团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措施，使苏州经济在隋末一度受挫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69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洛阳含嘉仓内发现了一块载有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从苏州运去1万余石糙米的铭砖，表明苏州在唐朝前期已是全国的一个重要产粮区。唐朝中叶以后，北方经安史之乱，一片残破，而江南地区的经济却愈益发达，逐渐成为国家财政均支柱。而苏州在江南地区又居于领先地位，白居易在《苏州刺史谢上表》中声称：“况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最为大。兵数不少，税额至多。”
唐朝初年，苏州的户数仅1.1万余，开元时期为6.8万多，天宝年间增至7.6万，安史之乱以后人口猛增，突破10万，唐末更超过了14万。从唐初至唐末，苏州户数一直呈上升趋势，这在整个江南地区是独一无二的现象。正因为如此，苏州成为江南地区唯一的雄州。苏州人口众多、地繁民富，也引起了诗人们的浓厚兴趣，在他们的诗中曾多次予以，如自居易诗有“版图十万户，兵籍五千人”、“十万夫家供课税，五千子弟守封疆”的说法。在古代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与人口增长速度是成正比的，因而人口的持续增加反映出苏州经济发展较快的事实。
苏州每年向朝廷交纳的赋税，据《吴郡志》引《大唐国要图》中称，为105万贯钱。当时，两浙地区13州，共纳钱665万贯，平均每州负担51万贯，而苏州的税额竟达105万贯，占两浙诸场收钱总数的1／6左右，超出各州平均数的1倍，所以刘禹锡说“苏州口赋，首出诸郡”，白居易称“江南诸州，苏最为大，兵数不少，税额至多”是客观的事实。税额的增加，一方面固然说明阶级剥削的苛重，另一方面也表明苏州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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